綠色革命排擠非洲小農,飢餓問題無解

文/上下游駐義大利特約記者 鄭傑憶

強調高產量的農業「綠色革命」(Green Revolution)打著解救飢餓的旗幟來到非洲,但沒帶來盎然生機,這片古老的大陸依舊黑暗,南撒哈拉仍有超過二億人營養不良。
來自衣索比亞,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研究員的「非洲糧食主權聯盟」(AFSA)創辦人畢雷(Million Belay)表示,問題出在與綠色革命攸關的測量指標「糧食安全」(Food Security)「著重產量,不在乎如何生產、是誰生產。」 解飢的方法漠視小型生產者處境,像是只在有路燈照明的地方摸索,不往暗處摸去,永遠無法找到丟失的鑰匙。
在聯合國糧農組織(FAO)羅馬總部舉辦的第二屆「生態農業」(Agroecology)研討會期間,畢雷接受《上下游》記者專訪時表示,糧食安全雖然也涵蓋儲存、運送與流通等次指標,但還是沒有切中要害。必須以「糧食主權」(Food Sovereignty)的概念替代,「納入環境、文化與人權面向,推動生態農業,才可能解決非洲的飢餓問題。」


非洲糧食主權聯盟(AFSA)創辦人畢雷(Million Belay)攝影/鄭傑憶

加入「現代化行列」的非洲小農,飢餓問題無解
在新自由主義的推波助瀾下,農業全球化的風潮在1980、1990年代吹到非洲,「非洲綠色革命聯盟」(AGRA)與「非洲肥料農企夥伴」(AFAP)接續成立。在農化巨頭孟山都、先正達(Syngenta)與挪威化肥大廠亞拉(Yara)的遊說下,非洲多國政府順應大企業邏輯推動種子與肥料的管理政策,輔以貸款,鼓勵農民邁向「現代化」。
跟隨世界貿易組織(WTO)的規範,非洲國家也相繼取消保護措施和農業補貼。現代科技加上自由貿易農業如虎添翼,但許多非洲農民沒有嘗到豐碩的果實,反而不敵低廉的進口農產品競爭,貧困的小農被擠出市場外。
加入「現代化」行列的農人越來越仰賴外部提供的化肥、農藥與種子,難以獨立自主,畢雷指出:「就像是被鎖進(lock-in)一套制度中,即使想逃,農民也難以脫身。」

加入綠色革命的農民,受制於大廠的肥料、農藥與種子
國民黨政府在接收台灣後,以物物交換的方式推動「肥料換穀」,透過農業生產仰賴的商品來換取農民的稻穀,統制了糧食也掌控了零細的農民。非洲國家不採物物交換,也不是政府專賣制度,畢雷指出:「但跨國大企業的遊說力量非常強大,政策受到想要賣農藥、賣肥料與大數據的農化大廠控制。」這些大廠透過金錢攻勢,影響了政府的決策。
根據「非洲糧食主權聯盟」2017年報告,在許多非洲土地上,肥料用越多,土地卻越貧瘠。世界銀行(World Bank)的研究也指出,約28%的非洲農地肥沃度逐漸衰退中。外國的雄厚資本讓綠色革命在非洲以大農的樣態出現,也引發農地掠奪的爭論。
1970到1990年代,日本在巴西的密林州(Mato Grosso)投資大片土地種植大豆,以滿足日本需求。近年來,日本與巴西合資在東非莫三比克租用約1400萬公頃土地,希望複製巴西大量穀物出口的模式。儘管是「農地農用」,但莫三比克在地小農抗議,如果計畫成真,他們可能失去賴以維生的農地,農產增加也只是「虛胖」,食物送不到當地挨餓的人嘴裡。
贊比亞是非洲農業發展困境的縮影,雨量豐沛,但長久以來農業產出低落,政府冀望藉著綠色革命拉高產量。可是著重提振玉米生產的補助政策排擠了其他資源,農民棄守當地原有的蔬菜、豆類、根莖類農產,失去多樣的營養來源。在政策的誘因下,農夫也習慣大量施用化肥,平均每公頃施用30公斤,遠超過非洲的11公斤平均值,結果是贊比亞的地力下滑。

非洲糧食主權聯盟跨國串連,打造一致的聲音,農民講話更大聲
「我們不要盲目的發展,」畢雷表示。面對強大的外來勢力,以及容易貪腐、被收買的政府,非洲公民團體跨國串連在2009年成立了「非洲糧食主權聯盟」,把農夫、牧人和漁夫等小生產者團結在一起,「發出一致的聲音、拉高分貝,推動以生產者為中心的生態農業。」
「生態農業」以農人為中心,運用生態科學來研究、設計和管理永續農業與食物體系。這套由下而上的草根運動受到聯合國糧農組織(FAO)和多國政府重視,但畢雷也指出,「在非洲推動需要打造出民主的空間,」農民的聲音才可能被聽見,發動改革。


圖片來源:AFSA

以「糧食主權」代替「糧食安全」
糧食安全指標設立的目標之一就是解決全球的飢餓問題,尤其是貧窮的非洲。可是畢雷認為,這個指標已經偏離初衷,必須強調各國的「糧食主權」才能從當前問題叢生的食農體系脫身。
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(FAO)的定義,「糧食安全」是指每個人無時無刻都要有實體、經濟與社會的管道取得足夠、安全且營養的糧食,迎合其飲食習慣及糧食偏好以維持有活力的健康生活。
「簡單來說,『糧食安全』指的是一種狀態,對權力的不對稱、食物如何生產、由誰生產的關注不足,也無法完全反映國際貿易的問題。」畢雷接著解釋,「相較之下,『糧食主權』是個權利的概念。」談及農業時,必須顧及健康、環保、文化與人權四大面向。
與綠色革命相互交織的美式速食文化讓一些非洲國家「未富先胖」,肥胖症成了新的流行疾病。畢雷說:「這暴露了糧食安全的缺陷,在評估當前的食農體系時,忽略了對環境、健康的衝擊。」
非洲糧食主權聯盟以健康、環保、文化與人權四大標準,分析各地的農業情況,目前已經累積了五十多個案例,挑出優良模


圖片來源:AFSA

不在乎糧食主權,自由貿易受制於人
日新月異的科技與新自由主義打造的國際貿易架構,農產品跨越國界貨暢其流。依照各地稟賦與各國比較利益推動農產品貿易,更符合經濟學主張的效益,強調在地生產的糧食自給率豈不過時?
畢雷首先釐清,「糧食安全雖納入糧食自給率,但侷限在國界之內。相較之下,糧食主權是更寬廣的概念。而且糧食自給率並不觸及農產品的品質和權利議題。」
儘管以糧食安全的觀念分析,過度倚賴進口、壓低糧食自給率也是充滿風險。「糧食安全的定義中提到了『無時無刻』,亦即不只是承平時期。」畢雷反問:「一旦有任何危機,原有的出口國拒絕供貨或是不再生產,仰賴進口的國家要怎麼辦?」主要糧食出口國通常也掌握了訂價的權力,足以影響經濟走勢,「換句話說,進口國是把糧食主權放在別人手中了。」
即使是同樣的農產品,在國外生產也更難掌控品質、生產過程,監控的成本拉高。
還有文化的代價,「仰賴農產品進口的國家,經常也就失去了食農文化。許多現代小孩以為牛奶就是來自超市,無法想像是產自乳牛。」畢雷認為,在這心態下,不只毀了文化,也更容易去破壞自然。在他的分析中,糧食主權並非閉關自守的保護主義,而是要挑明在目前的自由貿易結構下,弱勢一方經常沒有自由可言,落得任人宰割。
俗語說:「要抓住男人的心,要先抓住他的胃。」套用在全球的食農體系中,「抓住一個國家的胃,就抓住了這個國家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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